张建平,男,1958 年 10 月生,汉族,上海人;高中学历、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高级技师; 1977 年 10 月参加工作,现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首席技师。1977 年 10 月 —1979 年 7 月在 南汇东海农场务农;1979 年 7 月—1991 年 2 月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 工;1991 年 2 月 —2013 年 1 月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技师; 2013 年 1月—2016 年 9 月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首席技师;2016 年 9 月至今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民族 拉弦弹拨乐器制作高级技师。
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的民族乐器制作行业逐渐兴起,最早有名 可考的乐器铺是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开设在城隍庙附近的马正兴 乐器铺,到 20 世纪初歇业。其后,在城隍庙前大街(现名方浜中路)一带出 现和聚集了“姚永顺”“姚永兴”“胡立大”“凤鸣斋”“唐泳昌”“俞振兴”“京 音斋”“金仁兴”“殷记”“成音斋”等 20 余家乐器作坊。
民国初年,江南丝竹兴起,民间国乐团体纷纷成立,在上海专业的国乐 团体中,“大同乐会”最负盛名,其乐器制作及改良的成绩最为突出,不仅 是现代民族乐队的先驱,也为民族乐器的设计、制作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租界地商业的逐步升温,上海五马路(现广东路)、 六马路(现北海路)一带也渐有乐器行的出现。到了 1936 年,上海乐器从业 人员已有 400 余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民族乐器行业大受影响,广东路一 带的乐器店仅余 9 家。直到 1949 年以后,上海的民族乐器行业才重获新生, 除原有乐器店恢复生产外,还出现了一批新的乐器店,如“余庆盛”“励 长兴”“立成”等,此外还有 20 余家小作坊。上海乐器行业因此有所扩大, 乐器的销售遍及全国。
1956 年,上海民族乐器业实行合作化,86 户民族乐器制作坊合并成了 7 家生产合作社。1958 年,乐器行业经过调整,改组成立了 3 家地方国营工 厂。其中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为制作拉弹吹打四大类乐器的综合性民族乐器厂。 2011 年,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 民族乐器一厂以得天独厚的技术和人文优势成为该技艺的保护单位。
张建平技能大师工作室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二胡生产车间的一角,大约 30 平方米。一张约 2 米 ×4 米的长桌是他的工作台。长桌下面的工具箱里, 藏着他的全套“武器”——锉刀、刻刀、刨子……少说也有三四十种。张建平 今年刚好 61 岁,做了 41 年的民族乐器,可以说把自己一生最好的年华都 献给了民族乐器。经他手生产、调试的各类敦煌牌乐器不下千把。
采访他的时候, 张建平淡淡地说:“我就是用一生做一件事, 把它做好,不留遗憾。当你做到极致时,你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从农场到工厂
张建平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专业篮球运动员。小学二年级时,他就能横渡黄浦江。 三年级的时候,身材高挑的张建平开始学习打篮球,并成为区少体校篮球队的控球后卫。 高中毕业后,张建平被分配到南汇东海农场。在那里,他边劳动边打篮球。
如果不是 1979 年的一项政策,张建平可能就一直打篮球了。那年,原 国家劳动总局出台一个文件,凡是工艺师的,可以带自己的子女学艺。“可 能国家也考虑到工艺传承的问题,以免很多技艺因为后继乏人而导致失传。” 张建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张建平的父亲张龙祥是乐器制作的老艺人,业界出名的工艺师。1979 年 7 月,张建平告别农场来到工厂,成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工人,开始向父 亲学艺。
严厉的父亲是他的入行老师
张建平说:“我父亲张龙祥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乐器制作工艺师,他 是多面手,不仅擅长制作拉弦乐器,还喜欢动脑筋。他研制了三胡、琶琴、 新型阮等多种改良琴。我二伯父张文龙也是民族乐器一厂的工艺师,他最早 从事金属铜器制作工艺,金属制作工艺对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张建平说 二伯父张文龙转向乐器制作后,扎实的基本功运用于木料上面游刃有余。当年, 张文龙和张龙祥被誉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两条龙”。
从球场到工厂,是个痛苦的过程。“乐器制作首先要熟悉锛、凿、斧、 锯,我当时一无所知。”张建平说。一开始他不是榔头敲到手就是锯子割到 手,那时手上常常带伤。慢慢地,他悟出一个道理:做乐器跟打球是一样的, 那就是要熟练地驾驭工具。“我暗暗下了决心,既然干这行,绝不退缩,更 不能给父辈丢脸,要像在球场上一样去拼搏。”张建平说。
张建平回想起当初跟父亲学徒时,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看我做不好活, 就会劈头训斥一顿;有时回到家坐到一起吃饭,父亲也会数落我。”制琴的 过程又脏又累,一天天的劳作,不断积累经验,张建平感悟到,树是有生命 的,每一块板经过雕琢,要赋予它新的生命,这样做出来的琴才有灵性。至 今,张建平仍感谢父亲当年对他的严格要求,他说:“是父亲当初对我要求高, 才使我打下扎实的基本功,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20 世纪 80 年代,刚好是出国打工潮,张建平的朋友、同学纷纷到国外 打工,张建平心动了一下,但又坐在工作台前,埋头干活。20 世纪 90 年代, 他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但他想了想,还是放弃。“因为制琴这个行业是不 断进步的,脱节了,再回来就跟不上时代步伐了。”张建平舍不得这个手艺, “我欢喜做琴,做出一把好琴,很有成就感。”
在父亲严格要求、言传身教下,再加上他不服输的性格,两年后,张建 平开始独立完成中档二胡和普及二胡的制作了,并崭露头角。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敦煌杯”乐器制作比赛中,张建平稳居前三名。从那时开始, 他始终名列前茅,他参加乐器制作比赛 20 多次,获得第一名达 11 次。1999 年, 张建平参加了在江阴举办的全国二胡制作比赛,他带去两把二胡——六角琴 和八角琴,获得了工艺二等奖和声学品质总分第二名的佳绩。
后来有一年,张建平带着自己的学生参加了二胡制作比赛,评比结果是,张建平 和他的学生几乎包揽了全部奖项。
梦想造出“民乐版”低音贝斯
和他的父辈一样,张建平擅长动脑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海民族 乐器一厂成立乐器改革小组。张建平是小组成员,与中央民族乐团的阮演奏 家宁勇合作攻克了阮的一系列难题。为了扩大阮的音域,他将阮由原来的 16 品扩展为 24 品,有效弦长可自由调节,并在琴码上装置微调。这种新型阮得 到了专家的认可。张建平还写了一篇《随阮而谈》,1986 年被收入共青团上 海市文教系统主编的《发明者的思路》一书。
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模样大小都是有规定的,但看看中国民族乐器, 却是“百花齐放”,自由发挥,如二胡的琴筒,有八角形的,有圆的,有扁的。 乐器形状不统一,音色也是五花八门。能不能统一民族拉弦乐器的声部、款型、 音色,使得合奏和谐统一呢?张建平开始探索,他设计、制作民族六角拉弦 乐器系列。这个系列乐器以六角二胡为基础,由高胡、中胡及低音大胡琴组成, 减弱原来高胡的个性音色,增强中胡的音量和厚度,再配上新创作的六角低 音大胡琴,使得民族拉弦乐体系更加完善,听起来更和谐。他的研发成果经 过专业演奏团队的专家试听,得到了广泛的肯定。
这些年来,有一件事一直困扰张建平,那就是中国民族拉弦乐器中缺乏 一个低音乐器。“我们的民族乐团演出时,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中国民乐乐团 里有大提琴,民乐团里掺和着一个‘假洋鬼子’,真不和谐。”张建平说。 这么多年,就想造一个中国的低音拉弦乐器,这是张建平父亲的梦想。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张龙祥等人研发了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大琶琴”。因为种种 原因,这项工作搁置了。
2014 年,应文化部“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与开发”课题的要求,由 上海艺术研究所牵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上海民族乐团共同加入,研制开 发低音拉弦乐器。张建平独挑大梁,带领团队再次开启研发工作。经过一年 多的反复研究、试制,张建平制定了两套方案。第一方案是在六角形拉弦系 列基础上研发二弦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与二胡、高胡、中胡衔接,从形式上 做到拉弦乐器的统一。六角形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振动膜使用了皮膜与板膜 两种材料,都是制作中国民族乐器的常规材料。特殊的指板安装,便于解放 琴弓,可脱手拨弦。桥码的设计,解决了擦弦点的距离问题。第二方案是在 原大琶琴基础上研发的四弦乐器,张建平叫它“大瓷琴”,因为它外观像典型的 中国瓷瓶。音板使用桐木制作,采用内凹外凸的设计,使共鸣振动更充分,音色 更浑厚、低沉,音量更大。
2018 年 6 月 27 日,在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 器研发成果发布会上,六角形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和瓷瓶形民族低音拉弦乐器 正式亮相。发布会上,著名作曲家、指挥家朱晓谷说:“此次推出的民族低 音拉弦乐器,呈现出来的是不同于大提琴的、具有民族弦乐特色的舒展柔和 的低音。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 2018 年 10 月民族低音乐器研讨会上, 专家对张建平研制的两款低音民族拉弦乐器给出了“形式是符合民族特色的, 声学品质也是和民族音乐相吻合的”积极评价。
做出“民乐版”的低音贝斯是张建平的梦想。“不管我留下的东西完美不完美, 至少我有我的思想、我的制作理念。我为后人抛了砖,我就不遗憾了。”张建平说。
2013 年获“上海市首席技师”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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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成立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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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荣获轻工协会“轻工工匠”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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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成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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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取得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高级技师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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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以张建平为首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团队研制的大瓷琴经 鉴定取得阶段性成果,获得专家认可 |
张建平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于 2013 年,2015 年获评上海市技能大师工 作室,2017 年升级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室以研制开发高档新产品、 改良创新为主。
工作室主要工作是研发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工作室经过多年潜心研究, 研制出六角形、瓷瓶形两款低音拉弦乐器。
工作室团队在其他新品开发上也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包括老红木竹编系 列乐器、限量版新品一笑一尘缘中阮、仿敦煌壁画乐器项目等。
工作室由高级技师张建平领衔,先后由商明、陈松来、袁军、戎宏士等 乐器制作师组成团队。几年来,团队中有 1 名高级工评上技师,张建平从技 师评上高级技师。
目前, 张建平除了制作高档顶级精品二胡外,还负责企业高级工、中级工的培训工作,并被国 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该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聘为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工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评委,参与对企业内中、高级工的培训考核工作。
2013 年起,张建平及其团队积极配合开展培训,他们给学员传授技艺, 担任工艺主讲老师,共带教 84 名学员,参与培训 42 课时,充分发挥首席技 师在创新研发、技术攻关、带徒传技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与上海群益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办学,已开办四届民族乐器制作班。张建平担 任了这四届学生的工艺制作老师。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创建于 1958年,是中国民族乐器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 旗下拥有中华老字号,上海品牌“敦煌牌”。其主要生产古筝、琵琶、二胡、 柳琴、扬琴、月琴、阮、笛、箫等民族乐器,产品销往全国各个省市、自治 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国家。企业以弘扬民族乐器文化为己任,坚持创新发展,获得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全国轻工业卓越绩效先进企业、全国工业品牌培育 示范企业、全国轻工行业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企业以品牌培育为核心,推行文化营销战略,将民族乐器文化渗透到文史馆展、 社会公益、演艺、教育等领域;以创新求变为理念,研发仿古、时尚、巨型、微型、 限量、人文纪念等文化产品,为传统民乐注入了新活力。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不但继承 了中国民族乐器制作的精髓,更为弘扬中国的民族文化竭尽全力。
张建平,男,1958 年 10 月生,汉族,上海人;高中学历、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高级技师; 1977 年 10 月参加工作,现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首席技师。1977 年 10 月 —1979 年 7 月在 南汇东海农场务农;1979 年 7 月—1991 年 2 月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 工;1991 年 2 月 —2013 年 1 月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技师;2013 年 1 月—2016 年 9 月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首席技师;2016 年 9 月至今任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民族 拉弦弹拨乐器制作高级技师。
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上海的民族乐器制作行业逐渐兴起,最早有名 可考的乐器铺是清代道光年间(1821—1850 年)开设在城隍庙附近的马正兴 乐器铺,到 20 世纪初歇业。其后,在城隍庙前大街(现名方浜中路)一带出 现和聚集了“姚永顺”“姚永兴”“胡立大”“凤鸣斋”“唐泳昌”“俞振兴”“京 音斋”“金仁兴”“殷记”“成音斋”等 20 余家乐器作坊。
民国初年,江南丝竹兴起,民间国乐团体纷纷成立,在上海专业的国乐 团体中,“大同乐会”最负盛名,其乐器制作及改良的成绩最为突出,不仅 是现代民族乐队的先驱,也为民族乐器的设计、制作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进入 20 世纪后,随着租界地商业的逐步升温,上海五马路(现广东路)、 六马路(现北海路)一带也渐有乐器行的出现。到了 1936 年,上海乐器从业 人员已有 400 余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民族乐器行业大受影响,广东路一 带的乐器店仅余 9 家。直到 1949 年以后,上海的民族乐器行业才重获新生, 除原有乐器店恢复生产外,还出现了一批新的乐器店,如“余庆盛”“励 长兴”“立成”等,此外还有 20 余家小作坊。上海乐器行业因此有所扩大, 乐器的销售遍及全国。
1956 年,上海民族乐器业实行合作化,86 户民族乐器制作坊合并成了 7 家生产合作社。1958 年,乐器行业经过调整,改组成立了 3 家地方国营工 厂。其中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为制作拉弹吹打四大类乐器的综合性民族乐器厂。 2011 年,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 民族乐器一厂以得天独厚的技术和人文优势成为该技艺的保护单位。
张建平技能大师工作室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二胡生产车间的一角,大约 30 平方米。一张约 2 米 ×4 米的长桌是他的工作台。长桌下面的工具箱里, 藏着他的全套“武器”——锉刀、刻刀、刨子……少说也有三四十种。张建 平今年刚好 61 岁,做了 41 年的民族乐器,可以说把自己一生最好的年华都 献给了民族乐器。经他手生产、调试的各类敦煌牌乐器不下千把。
采访他的时候, 张 建平淡淡地说:“我就是用一生做一件事, 把它做好,不留遗憾。当你做到极致时,你能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从农场到工厂
张建平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专业篮球运动员。小学二年级时,他就能横渡黄浦江。 三年级的时候,身材高挑的张建平开始学习打篮球,并成为区少体校篮球队的控球后卫。 高中毕业后,张建平被分配到南汇东海农场。在那里,他边劳动边打篮球。
如果不是 1979 年的一项政策,张建平可能就一直打篮球了。那年,原 国家劳动总局出台一个文件,凡是工艺师的,可以带自己的子女学艺。“可 能国家也考虑到工艺传承的问题,以免很多技艺因为后继乏人而导致失传。” 张建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张建平的父亲张龙祥是乐器制作的老艺人,业界出名的工艺师。1979 年7 月, 张建平告别农场来到工厂,成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工人,开始向父亲学艺。
严厉的父亲是他的入行老师
张建平说:“我父亲张龙祥是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乐器制作工艺师,他 是多面手,不仅擅长制作拉弦乐器,还喜欢动脑筋。他研制了三胡、琶琴、 新型阮等多种改良琴。我二伯父张文龙也是民族乐器一厂的工艺师,他最早 从事金属铜器制作工艺,金属制作工艺对精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张建平说 二伯父张文龙转向乐器制作后,扎实的基本功运用于木料上面游刃有余。当年, 张文龙和张龙祥被誉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两条龙”。
从球场到工厂,是个痛苦的过程。“乐器制作首先要熟悉锛、凿、斧、 锯,我当时一无所知。”张建平说。一开始他不是榔头敲到手就是锯子割到 手,那时手上常常带伤。慢慢地,他悟出一个道理:做乐器跟打球是一样的, 那就是要熟练地驾驭工具。“我暗暗下了决心,既然干这行,绝不退缩,更 不能给父辈丢脸,要像在球场上一样去拼搏。”张建平说。
张建平回想起当初跟父亲学徒时,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看我做不好活, 就会劈头训斥一顿;有时回到家坐到一起吃饭,父亲也会数落我。”制琴的 过程又脏又累,一天天的劳作,不断积累经验,张建平感悟到,树是有生命 的,每一块板经过雕琢,要赋予它新的生命,这样做出来的琴才有灵性。至 今,张建平仍感谢父亲当年对他的严格要求,他说:“是父亲当初对我要求高, 才使我打下扎实的基本功,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20 世纪 80 年代,刚好是出国打工潮,张建平的朋友、同学纷纷到国外 打工,张建平心动了一下,但又坐在工作台前,埋头干活。20 世纪 90 年代, 他有机会走上领导岗位,但他想了想,还是放弃。“因为制琴这个行业是不 断进步的,脱节了,再回来就跟不上时代步伐了。”张建平舍不得这个手艺, “我欢喜做琴,做出一把好琴,很有成就感。”
在父亲严格要求、言传身教下,再加上他不服输的性格,两年后,张建 平开始独立完成中档二胡和普及二胡的制作了,并崭露头角。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敦煌杯”乐器制作比赛中,张建平稳居前三名。从那时开始, 他始终名列前茅,他参加乐器制作比赛 20 多次,获得第一名达 11 次。1999 年, 张建平参加了在江阴举办的全国二胡制作比赛,他带去两把二胡——六角琴 和八角琴,获得了工艺二等奖和声学品质总分第二名的佳绩。
后来有一年,张建平带着自己的学生参加了二胡制作比赛,评比结果是,张建平 和他的学生几乎包揽了全部奖项。
梦想造出“民乐版”低音贝斯
和他的父辈一样,张建平擅长动脑筋。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海民族 乐器一厂成立乐器改革小组。张建平是小组成员,与中央民族乐团的阮演奏 家宁勇合作攻克了阮的一系列难题。为了扩大阮的音域,他将阮由原来的 16 品扩展为 24 品,有效弦长可自由调节,并在琴码上装置微调。这种新型阮得 到了专家的认可。张建平还写了一篇《随阮而谈》,1986 年被收入共青团上 海市文教系统主编的《发明者的思路》一书。
大提琴、中提琴、小提琴,模样大小都是有规定的,但看看中国民族乐器, 却是“百花齐放”,自由发挥,如二胡的琴筒,有八角形的,有圆的,有扁的。 乐器形状不统一,音色也是五花八门。能不能统一民族拉弦乐器的声部、款型、 音色,使得合奏和谐统一呢?张建平开始探索,他设计、制作民族六角拉弦 乐器系列。这个系列乐器以六角二胡为基础,由高胡、中胡及低音大胡琴组成, 减弱原来高胡的个性音色,增强中胡的音量和厚度,再配上新创作的六角低 音大胡琴,使得民族拉弦乐体系更加完善,听起来更和谐。他的研发成果经 过专业演奏团队的专家试听,得到了广泛的肯定。
这些年来,有一件事一直困扰张建平,那就是中国民族拉弦乐器中缺乏 一个低音乐器。“我们的民族乐团演出时,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中国民乐乐团 里有大提琴,民乐团里掺和着一个‘假洋鬼子’,真不和谐。”张建平说。 这么多年,就想造一个中国的低音拉弦乐器,这是张建平父亲的梦想。20 世 纪六七十年代,张龙祥等人研发了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大琶琴”。因为种种 原因,这项工作搁置了。
2014 年,应文化部“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研制与开发”课题的要求,由 上海艺术研究所牵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上海民族乐团共同加入,研制开 发低音拉弦乐器。张建平独挑大梁,带领团队再次开启研发工作。经过一年 多的反复研究、试制,张建平制定了两套方案。第一方案是在六角形拉弦系 列基础上研发二弦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与二胡、高胡、中胡衔接,从形式上 做到拉弦乐器的统一。六角形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的振动膜使用了皮膜与板膜 两种材料,都是制作中国民族乐器的常规材料。特殊的指板安装,便于解放 琴弓,可脱手拨弦。桥码的设计,解决了擦弦点的距离问题。第二方案是在 原大琶琴基础上研发的四弦乐器,张建平叫它“大瓷琴”,因为它外 观像典型的中国瓷瓶。音板使用桐木制作,采用内凹外凸的设计,使 共鸣振动更充分,音色更浑厚、低沉,音量更大。
2018 年 6 月 27 日,在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发成果发布会上,六角形民族 低音拉弦乐器和瓷瓶形民族低音拉弦乐器正式亮相。发布会上,著名作曲家、 指挥家朱晓谷说:“此次推出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呈现出来的是不同于大提琴的、 具有民族弦乐特色的舒展柔和的低音。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 2018 年 10 月民族 低音乐器研讨会上,专家对张建平研制的两款低音民族拉弦乐器给出了“形式是符合民族特色的, 声学品质也是和民族音乐相吻合的”积极评价。
做出“民乐版”的低音贝斯是张建平的梦想。“不管我留下的东西完美不完美,至少我有我的思想、 我的制作理念。我为后人抛了砖,我就不遗憾了。”张建平说。
2013 年获“上海市首席技师”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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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成立上海市技能大师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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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荣获轻工协会“轻工工匠”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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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成立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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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取得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高级技师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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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以张建平为首的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制团队研制的大瓷琴经 鉴定取得阶段性成果,获得专家认可 |
张建平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于 2013 年,2015 年获评上海市技能大师工 作室,2017 年升级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室以研制开发高档新产品、 改良创新为主。
工作室主要工作是研发民族低音拉弦乐器。工作室经过多年潜心研究, 研制出六角形、瓷瓶形两款低音拉弦乐器。
工作室团队在其他新品开发上也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包括老红木竹编系 列乐器、限量版新品一笑一尘缘中阮、仿敦煌壁画乐器项目等。
工作室由高级技师张建平领衔,先后由商明、陈松来、袁军、戎宏士等 乐器制作师组成团队。几年来,团队中有 1 名高级工评上技师,张建平从技 师评上高级技师。
目前, 张建平除了制作高档顶级精品二胡外,还负责企业高级工、中级工的培训工作,并被国家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和该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聘为民族拉弦弹拨乐器制作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评委,参与对企业内中、 高级工的培训考核工作。
2013 年起,张建平及其团队积极配合开展培训,他们给学员传授技艺, 担任工艺主讲老师,共带教 84 名学员,参与培训 42 课时,充分发挥首席技 师在创新研发、技术攻关、带徒传技等方面的引领作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与上海群益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办学,已开办四届民族乐器制作班。张建平担 任了这四届学生的工艺制作老师。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创建于 1958年,是中国民族乐器制造行业的领军企业, 旗下拥有中华老字号,上海品牌“敦煌牌”。其主要生产古筝、琵琶、二胡、 柳琴、扬琴、月琴、阮、笛、箫等民族乐器,产品销往全国各个省市、自治 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远销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 亚等国家。企业以弘扬民族乐器文化为己任,坚持创新发展,获得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全国轻工业卓越绩效先进企业、全国工业品牌培育 示范企业、全国轻工行业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企业以品牌培育为核心,推行文化营销战略,将民族乐器文化渗透到文 史馆展、社会公益、演艺、教育等领域;以创新求变为理念,研发仿古、时尚、 巨型、微型、限量、人文纪念等文化产品,为传统民乐注入了新活力。上海 民族乐器一厂不但继承了中国民族乐器制作的精髓,更为弘扬中国的民族文 化竭尽全力。